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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宪钧:民国以来藏书家刻书举隅之周叔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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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叔弢先生原名明扬,后改名暹,字叔弢。以字行,晚年自号弢翁。室名寒在堂、自庄严堪。安徽至德(今安徽东至县)人。生于1891年。卒于1984年。是我国近现代著名的藏书家。

  作为新中国成立以后依然健在的藏书家,可以说,他是传统意义上的藏书家中的最后一位。在他将近一个世纪的漫长人生中.他以毕生精力访求善本古籍。收藏宏富,至精至善。晚年将全部藏书无私地捐献给国家。他的高风亮节、爱国精神。永远令世人深深景仰。

  周叔弢先生生于一个官宦书香之家,祖父周馥曾官至两广总督,父亲周学海曾中进士,精研医学,有著作传世,自幼受到传统文化的薰陶。是《书月答问》和《吕亭知见传本书目》两书引导他步入版本目录学和藏书的大门。1917年,一个偶然的机会,周叔弢先生以廉价收到了清代皇家书库“天禄琳琅”旧藏的宋本《寒山子集》,一下子激起了他以收藏善本古籍为终生职志的决心。自此以后,他矢志不移,以毕生精力搜求罗致善本古籍达4万多册,为保存祖国珍贵的文化遗产作出了不可磨灭的重要贡献。周叔弢先生收藏古书的路子总的来说是继承了清朝乾嘉以来季沧苇、黄丕烈等人的传统,着重宋元明刻本和精抄精校本。但是,周叔弢先生的藏书又有自己的鲜明特色。那就是求书悬格甚高,标准特严,决不贪多务得,滥竽充数。据《自庄严堪善本书目》等录。周叔弢先生1952年捐献给北京图书馆宋元明刻本和抄本校本等善本精品计七百一十五种,二千六百七十一册。其中宋本六十八种(包括蒙古刻本一种.金刻本二种),元刻本四十三种,明刻本一百四十余种。明活字本八种。宋人和元人抄本各一种。明人抄本八十三种。毛氏汲古阁抄本十一种。黄氏士礼居校跋本四十九种。其他批校本一百多种。这五百多部至精之本,几乎包括了自庄严堪藏书的全部精华。

  周叔弢先生藏书,除了注重古籍的文献价值之外,也非常重视古籍的纸墨、刻工、装潢等诸方面的艺术欣赏价值。他积致十年求书、藏书的切身经验,提出了一个鉴别善本古籍的五好标准。这一“五好标准”,早已脍炙人口,遗传书林。兹抄录如下.以供喜爱古籍的朋友们借鉴。第一, 版刻字体好,等于一个人先天体格强健;第二,纸墨印刷好,等于一个人后天营养得宜;第三,题识好,如同一个人富有才华;第四,收藏印记好,宛如美人薄施脂粉;第五,装潢好,象一个人衣冠整齐。

  抄校本也是周叔弢先生藏书的特点之一。周叔弢先生不仅重视宋元旧本。对于抄本(包括稿本)、校本也非常注重。

  一般来说,珍贵的抄本有几种形式:一是末曾刊刻的手稿本。包括原稿本、清稿本。周叔弢先生所藏明朱存理的手稿本《珊瑚木难》小楷极精。十分珍贵,就属于这一类。二、所依据的刻本已失传或属罕见书的抄本。如周叔弢先生藏明人史臣纪抄本《贞白先生陶居文集》。此书原宋本已不存,仅赖此抄本一脉相传。且经毛氏汲古阁收藏。又出自名家之书,其价值自然不亚于宋本了。三是著名学者的手抄本。如周叔弢先生所藏的明成化元年吴宽手抄的《山海经》,其书法摹苏东坡。内容书法。堪称双绝。又如明嘉靖四十年钱谷手抄本《游志续编》。都是脍炙人口的名家抄本。四、影宋元旧刻的抄本。这类抄本不惟存宋元本的旧貌,而且艺术性极高,如周叔弢所藏清初毛氏汲古阁影宋抄本《增广圣宋高僧诗选》、《酒边集》等都是影抄本中的至精之品。

  周叔弢先生所藏的抄校本一百数十种是颇具规模,自成系列的。除了极为罕见的宋元人抄本各一种外,明清有代表性的藏书家如吴宽、钱谷、姚咨、谢在杭、钱牧斋、钱遵王、叶石君、毛子晋、吴免床、陈仲鱼、鲍廷博、黄荛圃、顾千里、艾季言等。都可以在自庄严堪的书藏中找到他们的墨迹。其中仅毛氏汲古阁抄本就有十种以上。这是一批具有重要价值的珍贵资料。藏书界历来重视“顾批黄跋”,凡有“颐批黄跋”之一者,无不视为善本。而在周叔弢先生所藏的批校本中,仅黄氏士礼居的校跋本就有五十多种。可见其藏书的美富。

  1952年,他将自藏的七百多种宋元善本明清抄校本悉数捐献国家之后,并投有停止收藏研究古籍的活动。而是把注意力转到研究明清活字本上来。早在宋代,我国就发明了活字印刷。可惜仅见于文献记载,无实物流传。明、清两代活字印刷较多,但与雕版印书相比,活字本仍是极少数。周叔弢先生经过多年的搜求竟然搜集到铜、泥、木活字本七百余种。一家藏活字本有如此之多,可说是举国无双。明代活字本传世较少,他收集到明弘治碧云馆木活字本《鶡冠子》、明正德华氏兰雪堂铜活字本《春秋繁露》、明嘉靖安民铜活字本《颜鲁公文集》、明建业张氏铜活字本(开元天宝遗事>以及明铜活字本《曹子建集》、《沈俭期集》、《孟浩然集》等。这些罕见的活字印本,基本上反映了明代活字印刷的概况,具有重要的文献资料价值。清代活字印刷较明代为多。据统计有两千多种。周叔弢先生以一人之九居然搜集到四百多种。其中包括了从康熙至民国初年的铜、木活字本。上至皇家内府,下至官刻私刻。民间书坊。各类有代表性的活字本几乎搜罗无遗。他不惜重金,不惜气力,以得书为快,唯恐其流入异域。直至“文革”,他才被迫停止。晚年,他将这批珍贵的活字印刷品也全部捐献给国家。如今.这些活字本都妥善保存在天津人民图书馆里。

  我国藏书之风盛于明清,故藏书家多重宋元古本,近代以来的藏书家继承了这一传统。但是,周叔弢先生却不受传统观;念的束缚,他对清代刻本,乃至近代精刻本。非但不予鄙薄,反而给予高度的评价和重视。他说,清代刻书数量既多.质量也高。有许多特点。软体字刻许多是名家手写上版。刻工运刀如笔.不失原意。他所藏的清康熙三十八年顾嗣立刊《温飞卿诗集》、康熙四十二年洞庭席氏刊《唐诗百家集》、清雍正顾氏刊《笠泽丛书》、乾隆十八年张奕枢刊《白石道人歌曲》、乾隆二十八年冯氏刊《玉溪生诗集注》等都是清代雕版印刷的代表作品。他不仅对康、雍、乾三代的清代精刻本情有独钟,而且对清末民初的影刻善本也倍加重视。他曾先后收藏了黎庶昌与扬守敬在日本影刻的《古逸丛书》、徐乃昌影刻的明崇祯小宛堂本《玉台新咏》、吴昌绶双照楼影刻《宋金元明词四十种》等。他对于董康(授经)、陶湘(兰泉)等人所刻的民国新善本也是有见必收,庋藏甚富。

  1974年,上海书画社(朵云轩)以元大德广信书院《稼轩长短句》为蓝本,覆刻行世。周叔弢先生早年曾藏有此书一部,如今见到这部新印古籍,刻工如此精美.不禁惊喜过望。他在一封家书中说:'昨见木刻《稼轩词》,名为仿元,实是自成一格,写刻殊佳。我眼馋,竞费二十八元买了一部。惜纸不佳,如得佳纸佳墨,不在董刻之下也。”并且写信给当时的上海图书馆馆长顾廷龙先生,详细询问了书手刻工姓名写成题记,记在书上,以示表彰。

  周叔弢先生晚年在注重研究明清活字本的同时,还重视清代刻工和纸张的研究。他在《吴刻古文辞类纂>一书的题跋中,详细地论述了清代乾嘉年间金陵著名雕版刻工穆大展的生平事迹和艺术成就。他对开化纸的沿革也做过深入的研究,在他所藏清康熙顾氏秀野草堂本《温飞卿诗集)中,曾写一小记。兹将周叔弢先生的题记全文抄录如下:

  开花纸之名始于明代。明初江西设官局造上等纸供御用。其中有小开花(较薄),白榜纸(较厚)等名目。陆容(菽园杂记)称衢之常山开化人造纸为业,开花纸或以产地得名,他省沿用之。清初内府刻书用开花纸模印,雍正、乾隆两朝尤精美。纸薄而坚,色莹白,细腻腴润有抚不留手之感。民间精本亦时用之。嘉道以后质渐差,流通渐稀,至于绝迹。此书是康熙印本,纸之莹洁细润皆逊于雍正、乾隆两朝。非比较不能鉴别其差异,偶有所会。聊记敷语于此,他日当取清内府本以证之。1982年叔弢记,时年九十有二。

  周叔弢先生作为著名的藏书家,不仅以收藏宏富、精严著称于世,而且还影印刊刻了不少善本古籍。为使罕见的善本古籍得以广泛流传,泽被后人,周叔弢先生不惜出资影印或覆刻出来,使其化身千万,长留人间。周叔弢先生影印的第一部书就是书史上赫赫有名的《唐女郎鱼玄机诗》。该书为南宋临安府陈宅书籍铺刻本。原书字体端庄,刊刻精雅,流传数百年仍神采焕发。此书原为清黄丕烈士礼居旧藏,书中有黄丕烈、颐莼、潘奕隽跋并题诗,曹贞秀、吴嘉泰、瞿中溶、戴延介、孙延、袁廷檮、石韫玉、徐渭仁题诗,朱承爵、王苞孙、潘遵祁、盛昱题款。可谓是流传有绪的宋刻精本。士礼居藏书散出后,民国初年,此书为藏书家袁克文(寒云)所藏,是其“后百宋一廛”中的精品。曾由袁寒云的夫人刘梅真亲自影抄一部。此书有一个时期曾抵押在周叔弢先生的四弟周季木处。因为周叔弢先生与袁寒云为莫逆之交,周先生就借来原书,由个人出资,特请日本山本照相馆摄影制版,然后寄到日本京都小林写真制版所精印。纸张印刷都十分讲究。印数不多,外间流传极少。笔者曾在周氏后人处见到该影印本,字开本似较原宋本稍大,犹是毛装。确是下真迹一等的精品。周叔弢先生还影印过一部《寒云手写所藏宋本提要二十九种》,封面书名为江都方无隅先生(别号大方)题写,全书收录袁寒云庋藏的宋椠佳刻二十九种,每一种都详录行款、刊刻牌记,收藏印章、题跋观款以及纸墨状况、装潢形式等等,且由袁寒云亲自手书上版,字体隽秀流动,确实别具特色的宋本书目。兹影印《唐女郎鱼玄机诗》一书提要,以飨读者。

  周叔弢先生一生刻书颇多,限于本文篇幅,以下拟择要按照刊刻时间先后略作介绍:

  1924年。岁在甲子,周叔弢先生时年三十四岁。这一年是周叔弢先生刻书最多的一年。 3月,影刻元本《庐山复教集》。封面刊记日:“甲子三月建德周氏新刊。”书后并有傅增湘的跋文。 11月,周叔弢先生校刻《屈原赋注》。封面刊记曰:“甲子十一月建德周氏校刊。” 按《屈原赋注》七卷,《通释》二卷,《音义》二卷。据段玉裁撰《戴震年谱》,是书撰于乾隆十七年,刊于乾隆二十五年,首有卢文绍序,尾有汪凤梧跋。本书以大义贯文旨.以训诂明大义,卢文绍所谓““诣博而辞约,义勤而理确,”其释义之精当远远超过明清诸家,为洪兴祖、朱晦庵之后,最谨严笃实、博雅精约的《楚辞》研究著作。此书原刊本为乾隆二十五年庚辰歙县汪氏木疏园刊本。原书为宋体字.刊刻工整端庄,堪称清刻上驷,惜传本无多,难得一见。为了使乡先辈的著述广为流传。周叔弢先生乃出资刊印。覆刊本刊刻极精.颇有下真迹一等之感。可惜的是这一覆刊本也流传极稀.笔者访求多年,未能遂愿,仅获得残帙《音义》二卷,以其为周氏精刊之本,亦深自珍秘,爱不释手。

  12月,影刻珍藏的宋本《寒山子诗》,封面刊记日:“景宋本寒山子诗,甲子十二月建德周氏新刊。” 早在1917年,周叔嫂先生以廉价收到清代皇家书库“天禄琳琅”旧藏的宋本《寒山子诗》。宋本《寒山子诗》流传至近代仅存两部,即此部及日本宫内厅图书寮的另一部。据亲眼见过这两部书的傅增湘鉴定,周叔弢先生所藏一本不仅内容更齐全。而且刊刻时间也早于日本藏本,且经清内府收藏,书上钤有“天禄琳琅”、 “乾隆御览之宝”、“太上皇帝之宝”、“五福五代堂宝”等玺印。初涉书林的周叔弢先生因得此书而欣喜地命名他的书斋为“拾寒堂”(后更名为“寒在堂”)以为纪念。为了使这部珍贵的典籍广为流传,周叔弢先生乃斥资覆刊,覆刊之本,纸墨俱佳,刊刻极精。其中有几部以旧存开化纸模印者,更是纸自如玉。墨凝如漆,堪称传统印刷工艺的标本。

  在一册建德周氏影刻宋本之后,周叔弢先生题写了如下的跋文:

  此书原本楮墨精雅.其刊印时地无可考,以字体审之,当是南宋初杭州雕本。余于丁巳(1917年)十一月与宋绍兴本《诗史提要》同得于天津。《诗史提要》康熙时殿本从抄本出,佚撰者名,且多增改,惜当时未取宋本校之。旋以《诗史提要》从傅沅叔丈易钱,刻《圆觉经疏抄》。因念<寒山子诗>世无善本,遂用西法摄影.付北京文楷模刻。

  十月,上海涵芬楼借周叔弢先生珍藏的元本(孝经)影印,即《四部丛刊》本。封面刊记日:“丁卯十月建德周氏以所藏宋刊本属上海涵芬楼缩印。原书版高营造尺七寸,宽四寸半。”此本《孝经》旧题宋刊,后经张政娘先生考证,乃元初义兴岳氏所刊。故应定为元刊(见《自庄严堪善本书目》,天津古籍出版社,1985年)。 (四部丛刊)本《孝经》刊行后不久,涵芬楼又以佳纸影印《孝经》二十部,酬赠周叔弢先生。该影印本版心与《四部丛刊》大小相同,惟书用佳纸,天地阔大,印本稀少,颇可赏玩。同年,周叔弢先生还以珂罗版影印过元本《孝经》。这个印本的特点是比原本略微放大,且为彩色影印,书中原有的乾隆御玺和其他名家收藏印也都用红色套印,非常逼真。据说该书还有用不同纸张印刷的,其中最珍贵的本子是用乾隆高丽纸印刷的。第二年.即1928年10月,周叔弢先生又将珍藏的元相台岳氏刊本《孝经》付工影刻。封面刊记日:“景宋相台岳氏本孝经,戊辰十月建德周氏新刊。”这是周先生第三次将该书付印,可见其对该书的珍爱。此次影刻,刻工极精,一丝不苟。笔致神韵,直逼原本。

  1929年9月周叔弢先生从江都方地山(大方)先生处借得清道光石韫玉古香林刻本《九僧诗》,并影刻之。周先生并有跋文云:

  已巳(1929年)九月,从大方先生借此本影刻.误字未尽校也。

  己巳十二月,少微十兄以手校本见赠。良友嘉贶.盛情可感.他日重印时当照改也。

  辛未(1931年)十月,得士礼居旧藏毛氏影宋抄本《增广圣宋高僧诗选》,其前集即《九僧诗》,因取校一过,行格字句与少微所据毛斧季抄本悉同。惟前无总目,宇帖诗只十二首,盖当日毛斧季所传《九僧诗》即取此书前集,另抄以行,并为增补,不复存宋本之真矣。

  1930年8月,周叔弢先生影印宋书棚本《宫词》。封面刊记日:“景宋书棚本宣和宫词附三家宫词,庚午八月建德周氏印二百部。”此书影印甚精,用纸装潢,均极讲究,据说还有四部是用明纸印的,其书品精雅,可与董康影印宋本《龙龛手鉴》相媲美。笔者有幸在沪上访得一部,首叶还钤有“自庄严堪”的朱文印记。

  1936年7月,周叔弢先生刊印嘉兴沈涛撰《十经斋遗集》,封面刊记日:“丙子岁七月建德周氏刊。” 沈涛字西雍,清浙江嘉兴人,一生著述甚多,主要有《十经斋文集》、《柴辟亭诗集》、《匏庐诗话》、《说文古本考》、《常山贞石志》、《铜熨斗斋随笔》、《交翠轩笔记》、《论语孔注辨伪》、《洛州倡和词》、《瑟榭丛谈》等,以上各书均有道光刻本,但传本皆稀,原本难得一见。

  周叔弢先生的挚友劳健(字笃文)浙江相乡人,劳氏与嘉兴沈氏有姻亲关系,劳氏发愿刊刻沈氏遗著。以广流传。周叔弢先生出于对老友的友谊之情,乃出资刊刻了这部《十经斋遗集》。

  《十经斋遗集》包括《柴辟亭诗二集》、《十经斋文二集》、《九曲渔庄词》、《柴辟亭读书记》、《易音补遗》、《绛云搂印拓本题辞)等,这些均为未刊稿本,此刻当为第一次刊布。由于周叔弢先生是深知古书真谛的爱书者。他之印书,不仅重其内容,也非常重视它的外观形式.每印一书,都是当作一件工艺品而精心制作的。以《十经斋遗集》而论,该书版心差小,宋体字方严整饬,毫无清代晚期那种方块字的板滞之感。笔者亦有幸得到一部原刊朱印本,该本书品宽大,还是初印毛装本。确是一件不可多得的精刻善本。(本文写作。承蒙周景良先生以及李国庆先生提供重要资料,谨此鸣谢)

  来源:文章来自《收藏家》1998年02期

  注:经作者同意选载,文章未经作者审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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