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翟忠义:王国维的历史地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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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国维(1877—1927年)是中国近代著名的学者、文化巨人和国学大师,他在美学、诗词学、戏曲史、古文字学、古器物学、敦煌学、中国上古史、辽金元史地和历史地理等领域,都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其史学研究成就尤大。郭沫若称他是“中国新史学的开山”。

  一、研究中国古代历史地理

  1916年从日本回国后,王国维继续从事古代史及古文字研究。1919年研究敦煌写本及西北史地。1921年集辛亥后历年研究成果,汇为《观堂集林》20卷出版,在学术界获得了崇高声誉。在《观堂集林·史林》各卷中,有许多专门研究中国古代历史地理的篇章。举其要者,有《说自契至于成汤八迁》、《说商》、《说毫》、《说耿》、《说殷》、《秦都邑考》、《秦郡考》等。《太史公行年考》虽为年谱性质的文章,重在考证太史公司马迁的生卒年代及生平史事,但对他的旅游路线却作了前无古人的考察。在《说自契至于成汤八迁》一文中,他通过周密的考察,证明了《尚书》序“自契至于成汤八迁”的正确,并因《正义》“仅举其三”而将其所缺的五迁补足。这八迁是:“契本帝喾之子,实本居毫,今居于蕃是一迁也”。“由蕃迁于砥石,是二迁也”。“砥石迁商,是三迁也”。“相土又东徙泰山下,后复归商邱,是四迁、五迁也”。“商侯迁于殷,是六迁也”。“殷侯复归于商邱,是七迁也”。“至汤始居毫,从先王居,则为八迁”。“汤至盘庚五迁,书序纪其四,而前之八迁,古未有说。”能将古未有说的八迁补足,说明王氏这项历史地理考证的深厚功力及巨大成就。

  《秦郡考》是又一项开拓性的研究。自古言秦郡者分为二说:一以为三十六郡乃秦一代之郡数;一以为始皇二十六年之郡数,而后此所置者不与焉。前说始于班固《汉书·地理志》,后说始于裴驷《史记集解》,而成于《晋书·地理志》”。钱大昕用班说,姚鼐主裴说。二者争而不决久矣。王国维采用以《史记》证《史记》的办法,将散见于《史记》各篇中有关始皇二十六年以前置郡的记载,一一析出,共得“二十有七”。又于《汉书·地理志》中求之:邯郸、钜鹿二郡,当为十九年灭赵后所置。砀郡当为二十二年灭魏后所置,长沙、九江、泗水、薛郡当为二十三年灭楚后所置。齐郡、琅邪当为二十六年春灭齐后所置。加上《史记》中之二十七郡,共为三十六郡。这三十六郡应当是始皇二十六年所设的三十六郡。始皇三十三年略取陆梁地为桂林、象郡、南海,北击匈奴略取河南地设置九原郡,秦末设置陈郡、东海郡,这样于二十六年后又在《史记》中得六郡,加前三十六郡为四十郡。这是否就是秦一代所置之全部郡数呢?王氏认为:“然以当时之建置言之,则余未敢信也”。为什么呢?他提出了自己的疑问:“夫齐地之大,以视韩、魏,固将倍之,且负海饶富,非楚赵边地之比也。今举全齐之地仅置二郡,其不可解一也。燕之五郡皆缘边郡,而无腹郡。自蓟以南,古称天府之地,今虚不置郡,其不可解二也”。他求之《汉书》,“得汉初之胶东、胶西、临淄、济北、博阳、城阳,而临淄原为齐郡之本名,实为一地,加上琅邪,共得七郡。又《水经注.漯水注》言:始皇二十一年灭燕,以为广阳郡,全祖望《汉志稽疑》力主此说。这样燕齐之地又增六郡,加四十二郡,共得四十八郡。秦以水德,故数以六为纪。四十八适为六的八倍。”上面论述,论据确凿,资料充分,不仅纠正了《汉志》中的舛误,而且提出了新的结论,令人耳目一新。

  在《太史公行年考》中,他根据《史记》各篇中提供的线索,剔除有年可考者,依先后顺序,组成了一个比较合理的旅游路线。即:适长沙观屈原所自沉渊(屈原贾生列传)——浮于沅湘(自序)——窥九疑(自序)——南登庐山观禹疏九江遂至于会稽大湟(河渠书)——上会稽探禹穴(自序)——上姑苏望五湖(河渠书)——适楚观春申君故城宫室(春申君列传)——适淮阴(淮阴侯列传)——行淮泗济漯(河渠书)——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自序)——适鲁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诸生以时习礼其家(孔子世家)——厄困鄱薛彭城(自序)——过薛(孟尝君列传)——适丰沛(樊郦滕灌列传)——过梁楚以归(自序)——适大梁之墟(魏世家及信陵列传)。这是具有开拓意义的。

  二、考证西北历史地理

  在辽金元史研究中,均涉及大量历史地理考证问题。而专题性论文就有《西辽都城虎思斡耳朵考》、《金界壕考》、《西域井渠考》等多篇。《流沙坠简》及封泥的研究,更解决了史学界许多悬而未决的历史地理问题。如西辽都城,地名混乱,地址失考。他从大量史籍中考得虎思斡耳朵,就是《元史》中的八里沙,西域人称为八喇沙衮矿从地理上证之,八喇沙衮就是热海以西碎叶城以东四十里之裴罗将军城。《西域井渠考》是为了驳正法国汉学家伯希和所谓井渠法传自波斯的说法。王氏引《史记·河渠书》记载:“武帝初发卒万余人,穿渠自征引洛水至商颜下。岸善崩,乃凿井,深者四十余丈,往往为井,井下相通行水,井渠之生自此始”。又《大宛列传》云:“宛城新得秦人,知穿井”。证明:“穿井为秦人所教,西域本无此法,及汉通西域,故为井渠法施之塞下。”后来伯希和不得不接受西域井渠法是由中国传人的观点。

  流沙坠简及封泥的研究,更具有开拓性。解决了许多悬而未决的重要历史地理及其它问题。如汉代玉门关的位置,向有敦煌以东和敦煌以西等不同说法。王氏从汉简出土的地址,及汉简上书“玉门都尉”字样,考证出汉代玉门关址当在东经93°54’北纬40°22’即今敦煌县城西北70公里的小方盘城址。当时玉门县城在敦煌以东,而玉门关址却在敦煌以西。后人不加详考,遂出现了不同的说法。封泥的研究更显示出王氏深邃的史学眼光和周密的思考判断。他在《齐鲁封泥集存序》中指出:“自宋人始为金石之学。近二百年来,金石之出,数十倍于往昔。此外如洹阴之甲骨,燕齐之陶器,西域之简牍,巴蜀齐鲁之封泥,皆出于近数十年间。而金石之名已不足以该之矣。”罗振玉在刊印敦煌古佚书及洹阴甲骨文字之后,复拓古封泥付印,共得四百余种。王氏认为“其足以考正古代官制、地理者为用至大”。“考证地理,所裨尤多”。“以建置言之,则此编中郡守封泥有临淄、济北二郡,太守封泥有河间、即墨二郡,都尉封泥有城阳一郡,皆《汉志》所无。均足补《汉志》之阙者也。此外县邑封泥如卢邱丞,梧里丞,稷丞等,前后二志,均无此县。此关于地理之建置者一也。汉表称列侯所食县日国,皇太后、皇后、公主所食日邑,今此编中邑丞封泥二十有八,惟载国大行一封泥乃称国耳,此关于地理之称号者二也。又县邑之名往往歧误,如齐悼惠王子罢军所封侯国,史汉均作管,今封泥有菅侯相印,则管侯乃菅侯之讹。

  齐哀王舅驷钧所封国,《史记·孝文纪》作清郭,《汉书·文帝纪》作靖郭,今封泥有靖郭邑丞,则知前名皆靖郭之讹。余如临淄之为临甾,剧之为励,莱芜之为来无,不其之为弗其,临辕之为临袁,均字有通假,形有增损,非有实物,孰能知之?此关于地理者三也。至于二书违异,无所适从,如汉表液夷侯周舍,史表作郊,郁根侯骄,史表郁根作郁狼,今封泥有郊侯邑丞及郁狼乡印,则史是而汉非也。济南蓍县,前后二志均作著字,书作蓍字,今封泥有蓍丞之印,则韦(昭)是而颜(师古)非也。此关于地理者四也。凡此数端,皆足以存一代之故,发千载之覆,决聚讼之疑,正沿袭之误”。又如对罗布淖尔涸泽北之古城的考证。德人喀尔亨利及孔拉第,以及法国汉学家沙畹,均定此城为古楼兰之虚。而王氏则根据简牍认为此地决菲古楼兰。他详考地理,认为楼兰当在罗布淖尔之西北隅,此城则在淖尔东北隅。王氏又据日人桔瑞超所得李柏二书,考证出这座古城的名字,“此地当前凉之世,实名海头”。足见王氏考证之缜密。

  三、校注古代游记行记

  经王国维较录的古行记共有四种。一为《杜环经行纪》,据杜佑《通典》移录,而校以《太平寰宇纪》。二为《王延德使高昌记》,据《宋史.外国传》移录,而校以《挥麈录》。三为《刘祁北使记》,据钱罄室手写本《游志续编》移录,无他本可校。四为《刘郁西使记》,从明刊《秋涧先生大全集》卷九十四《玉堂佳话》二移录,而校以四库本。原欲各为笺注,曾于书眉略加考证,而卒未成书。王氏卒后,罗振玉命其子罗福葆将四稿合为一卷,名日《古行记校录》,收入《王国维遗书》外编。四书对西亚、北非、中亚、漠北之山川地理、风土人情多有记述,均作者所亲历、足补古史中西北史地及域外记载之不足。

  游记研究的成果主要是对《长春真人西游记》的校注。王氏在书前写有跋语,并略论作者李志常的事迹。书后附录,收入成吉思汗的诏书,圣旨、请疏和对长春侍行十八位门人的考证。附以特旨从师护持宣差便宜使刘仲禄及其随从。另外钱大听从苏州玄妙观《道藏》钞录本书情况,徐松跋语,程同文的考释,董佑诚对游记中日食事的研究等亦收入附录。王氏认为此书虽经过众人的努力,由丙库(子部)附庸,成为乙部(史部)之要籍,并经杨氏刊人《连筠籍丛书》。光绪中叶吴县洪文卿(钧)侍郎创为之注,嘉兴沈乙庵(曾植)先生亦有笺记,然均未刊布。遂于乙丑年夏开始将注疏记于书眉,积一年之力,成校注若干条,分段注于正文之下,注文字数更多于原文。据初步统计,卷上注文约二倍于原文,卷下注文约当原文三分之二。考释的重点在地理、人物、典制等项,引证了大量古籍,或考证、或疏释、或纠误,原原本本,条分缕析,从而使李志常的《长春真人西游记》成为一部可读之书。现引几处地理校注,以见一斑。如:三月五日起之东北..又二十余日,方见一沙河,西北流人陆局河。校注日:《辽史》作陆局河,《金史》作龙驹河,或作龙居河,《元史》作胪胸河,或怯绿连河,《湛然居士集》作闾居河;《张耀卿行记》云:北语云翕陆连,汉言驴驹河也。《金史·地理志》龙驹河,国言宫日喝必刺,必刺之言水也,喝即翕陆连之略。九月二十七日至阿里马城。校注日:《金史·地理志·西北地理附录》作阿力麻里;《西游录》“出阴山有阿里马城,西人目林檎为阿里马,附郭皆林檎园故以名。”案此城在伊犁河东,以地望度之,当即《唐书·地理志》注之弓月城。鳖思马大城。校注日:《元史·地理志·西北地理附录》有别失八里。《西游录》金山南有回鹘城日别石把;《双溪醉隐集》五庭州诗注:庭州北庭都护府也。后汉车师后王故庭有五城,俗号五城之地,今即其俗谓之伯什巴里,盖突厥语也。伯什华言五也,巴里华言城也。欧阳玄《高昌契氏家传》北庭者今别失八城,此鳖思马即别失八里、别石把、伯什巴里异译。

  四、治学方法的特点

  王国维的治学方法有几个突出特点:第一,整体把握、微观入手。王国维研究的问题,初看多是一些零星孤立的小问题。但却往往是有关大问题的难点与关键。在历史地理研究中,他写过《说商》、《说毫》、《说耿》《说殷》等等;在古器物方面,他考释过散氏盘、庚赢卣、邾公钟、秦公敦、新莽嘉量、历代尺度,秦莽隋代虎符等等;在古文字方面,他研究过殷虚甲骨,齐鲁封泥,流沙坠简,敦煌经卷,每项研究都取得突破性的成果。正是由于这些研究,使他能通过第一手史料,发掘出这些史料所蕴含的深层次问题,进而建立了殷商世系,论述了殷商制度,考证了古代历史地理,做到了正沿袭之误,决千载之疑。第二,学贯中西,融会贯通。他坚持认为:“学无新旧也,无中西也。”“中国今日,实无学之患,而非中学西学偏重之患。”基于这种认识,他主张中西二学,互相推助,兼收并蓄。由此他十分重视与国外汉学家的交往与交流,真正做到了学贯中西。他治学以求真务实为准则,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从不轻下断语。他的治学的过程,正如吴其昌所论:“王君(指王念孙)之治学目的在通经,故从群经以发轫;先生之目的在考史,故从古文字发轫;其以《说文》为证合之关键则一也。故先生之学,其目的则在古史;其根据则在小学。

  其于小学也,其关键则在《说文》;其根据则在古文字。此数言可蔽也。”正因为王国维有这样深厚的学术功底,所以才能在正确思想方法的指导下,得出正确的可信的结论。就文字学而言,他精通英、日等国文字,还深入研究过甲骨文、金文及各种古文字。他对古代典籍十分熟悉,能够随时证以各种史籍,汇集各类史事,这是一般人很难做到的。他不仅能通过纸面的各种史籍考察历史,还能运用地下出土的新材料去证实历史。“二重证据法”的提出,就是他对历史研究的经验总结和作出的巨大贡献。第三,阙疑存疑,求真求证。王国维的阙疑精神,在考据中表现及尤为突出。他说:“余案阙疑之说,出于孔子,盖为一切学问而言。至于他学无在而不可用此法。”有疑问才能提出问题,提出问题再能解决问题。根据充分的证据得出的结论才能准确可信。“如无他证,殆阙之可耳”。第四,继承传统,开拓新学。王国维的学术思想,深受清代学术传统与清末西方思潮的影响。罗振玉在《观堂集林》“序言”中,认为王氏治学,有类歙县程易畴(瑶田)和吴县吴意斋(大徵),十分重视目验。但“规杌大于程君,精博过于吴君,海内之新旧学者咸推重君书。”“盖君之学,实由文字声韵以考古代之制度文物,并其立制之所以然。其术皆由博以返约,由疑而得信,务在不悖不惑,当于理而止。”蒋汝藻在“序”中说:近世诸家著述不为不多,“然新得之多,未有如君书者也。君新得之多,固由于近日所出新史料之多,然非君之学识则亦无以理董之。盖君于乾嘉诸儒之学术方法无不通,于古书无不贯串,其术甚精,其识甚锐,故能以旧史料释新史料,复以新史料释旧史料,辗转相生,所得乃如是之夥也。”这些新史料,如殷虚甲骨文字,流沙汉晋简牍,郭煌古代遗书,巴蜀齐鲁封泥,古代外族文献等,到了王国维手中,都化成了证史考史的文证物证,被发展成甲骨学、简牍学、敦煌学等新的学术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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